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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春秋时期的社会制度看“曹刿取胜”的原因
撰稿人:张慧莉    录入人: 校行政办     录入时间:2018/3/20    点击数:125次

  《曹刿论战》是《左传》中最著名的篇章之一,但学了这篇文章的同学心里总有这样几个问题:一是身份并不高贵的曹刿为何能面见鲁庄公,而且能直接否定鲁庄公的意见,并取得他的信任,让他带兵打这场对鲁国生死攸关的长勺之战?二是鲁师仅凭“一鼓作气”就能以少胜多,以弱胜强?战争就这么简单吗?于是,有人就怀疑文章的真实性。

  《左传》是一部史书,它记载的都是历史事实,我们有时对古人的举动难以理解,只是因为现今的社会制度与春秋时期的社会制度不同而已。

  春秋各诸侯国的社会结构主要由贵族、国人、遂人和奴隶四个阶层组成。贵族居于高层,一般聚族而居,实行嫡长子继承制,贵族男子有参与统治活动的特权,有参与本族祭祀的权利,服兵役时是军队的将领。国人是天子的王城和诸侯的都城“乡”中的居民,具有自由公民的性质,有公民的政治权利,是贵族中基层的下层,属于“士”一级,既是军队中的战士,又是贵族阶层的支柱。遂人是王城和都城郊外的农民,也包括卿大夫所属采邑的农民。他们要集体耕种井田制的土地,更要对贵族随时贡献和服役,还要随时接受贵族的召集,参与狩猎、防务和出征作战。奴隶主要来自掠夺或征服战争,他们主要从事农业、手工业和开发山泽等生产活动。这就是当时的乡遂制度。

  从《曹刿论战》中可见,曹刿是一个国人,是居住在都城中的自由公民,属于下层的统治阶层。他有资格参政议政。但因为不属于贵族阶级,所以同处一乡的国人会阻止他:“肉食者谋之,又何间焉?”国人有接受教育权利,他们也学习“六德”“六艺”等,每三年有一次“大比”,通过乡射礼进行考核评议,然后推荐到国君那里。所以相当一部分国人具有相当的学识智慧,足以与贵族子弟抗衡。有时国君和大臣遇到危难,或在继承上发生问题时,也常召国人来征询意见。一些国家国君的废立,国人甚至能起决定性作用,残暴贪婪的卿大夫也常被国人驱逐或杀死。曹刿在国难当头之时,挺身而出,不是“越位”之举,是一个自由公民的正当权利,所以,鲁庄公必须接见他,曹刿也能当面询问鲁庄公的应对之策,是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乡遂制度决定的。

  鲁庄公将作战的希望寄托在近臣和宗族之上,“衣食所安,必以分人”,曹刿认为,作战不仅靠将领,更靠士兵的勇敢,而国人是军队中的主力,他们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,也有义务提供军赋、兵役和力役,他们既是农夫,也是战士,平时从事农业生产,农闲时进行军事演习,当国家有重大事故时,国人有义务从事保卫工作。所以曹刿认为国君只有取得国人的普遍信任,国人才会在战场上舍生忘死,以一当十。

  国人和遂人都可以称“民”,但遂人也称“氓”,他们居住在都城的郊区,没有国人的政治权利,也没有服兵役的义务。周襄王七年(公元前645年),晋国开始打破国、野界限,开创“野人”当兵的先例。此后,鲁、郑、楚等国相继在改革田制的基础上,将征兵、征赋范围扩大到野鄙地区。

  鲁庄公十年(公元前684年),兵家尚未兴起,当时的打仗方式是这样的:双方约定时间、地点,然后面对面列阵,车马将帅在前,步兵在后。双方击鼓为号,同时进攻。有“不鼓不成例”(在对方未列阵之前不击鼓进军)的规矩。“贵偏战而贱诈战”(《公羊传》),就是明显的标志。“偏,一面也。结日定地,各居一面,鸣鼓而战,不相诈。”任何不遵循这个做法的战争,都是违背“军礼”的行为,春秋初期之所以有“军礼”是因为各分封的诸侯国之间都有宗族或姻亲的关系,“合诸侯而灭兄弟,非礼也。”(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八年》)曹刿看出了“军礼”的可趁之处,在齐军反复击鼓终于勇气消殆之时,鲁师一鼓作气,打了个对方措手不及,因此大获全胜。这也许就是后来战国时提倡的“兵者,诡道也”的雏形。

  抓住战机对一场战争的重要性,后来慢慢地被当时许多人认识到了。《左传》中还记叙了另一个相似的事件,叫《子鱼论战》。公元前638年,在宋楚泓水之战中,宋襄公因为“古之为军也,不以阻隘也,寡人虽亡国之余,不鼓不成列”而大败。宋襄公的哥哥子鱼便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迂腐可笑的宋襄公,认为军队应该凭借有利的时机而行动,攻击未成列的敌人,进攻遇到险阻的敌人,还应该用锣鼓来营造充沛盛大的声气,增强士兵的战斗意志。曹刿论战和子鱼论战后,战争的形式渐渐发生了改变,即以先前提倡的“军礼”向以后的“兵诈”转变。战争的目的也逐渐由先前的讨伐不义、兴师问罪转变为战胜对方,“争地以战、杀人盈野”,既不管战争性质的正义与否,也不论是通过何种方式取得。

  曹刿对面的齐恒公就是一个“义战”的典范。他在位43年,参与战争20余次。基本上都是凭借军事行动的威慑作用,来达到预期的战略目的。即所谓“九合诸侯,不以兵车。”这是齐恒公战争指导上的一大特色,也是儒家人物异口同声称道他品德与功业的缘由。所以在鲁师未鼓之前,齐军不会主动出击,曹刿深切了解这点,才借此创造了有利时机,以少胜多。军礼制度,才是曹刿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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